2015年4月21日星期二

忆广州师友

                                  
 我曾在广州待过一年,期间有幸认识许多令人尊敬的师长朋友。2013年,很多人进了监狱。为使遗忘不致太快发生,我想写一写与他们认识的一些往事。

2012年夏天我到广州求职,不久后经友人介绍,参加郭春平邀约的同城聚餐,那段时间全国好些个大城市都在搞同城聚餐活动,广州也不例外。记得那晚在一家河南餐厅,到场有二十多人,人到了差不多的时候,开始罗伯特议事规则,大家逐一介绍自己 及个人理念,之后就当前的几个热点问题逐次的发表个人观点。那晚大家谈了什么我没记住,主要的收获是第一次见到了很多一直仰慕却无缘见面的师长——野渡、唐荆陵律师、袁新亭 ,还有郭飞雄老师。

那之后我就经常参加广州这边的聚餐聚会,慢慢知道了前辈们从事的事情。像唐荆陵律师和袁新亭老师积数年之力一直在操作劳工权益、农村老人养老、非暴力不合作这三个议题,野渡老师写极权社会有关的思想评论,郭飞雄老师做街头行动人士和法律人之间的法律援助工作,仰赖郭老师的工作,很多人有了免费的法律服务。

郭老师威望高且不摆架子,能使意见不同的人坐在一起,甚至会调解一些个人矛盾。我有次看到郭老师试图劝解叶隐和另一位微博网友的骂战。后来听说郭老师进去了,广州几个圈子的人已经坐不到一起了。

那时候广州还有每半月一次在人民公园或黄花岗公园等公开场所的集会,我也去过几次。第一次在广州人民公园,陆续来了十多人,我记得有张圣雨、徐琳、刘远东,刘远东来的最晚,国保想制止他出门,但他还是来了。大家提议人到齐了先合个影,跟来的国保人员出来制止,抢了一个相机,张圣雨徐琳上前,大家一起动手又把相机抢了回来。

一番拉扯之后,大家情绪激动,有人开始喊“打倒共产党”,喊了几分钟大家觉得国保可能会呼叫一批人过来抓人,随后开始拐进旁边的地铁站离开然后找个地方吃饭。我则是第一次遇到有人在公众场合喊打倒共产党口号,担心接下来会抓人,惊惶之下跟他们告辞,独自回租住的地方去了。后来听说 ,他们那晚顺利地吃完了晚饭,没人被抓。

公开的集会不会一直如此幸运。我看到有倡导于13年元月2日在广州市中心中信广场集会,那天去了之后没看到有认识的人,广场道旁边站了很多特警。不一会儿有两个不认识的人一左一右抓住我胳膊,问“你是不是黄xx?”我回答是之后被塞进一辆警车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到派出所后看到欧彪峰、张圣雨、黄敏鹏等十来人在我之前已经抓进来了。

审讯了几个小时,几个国保跟着我到我住的地方,逼着我把行李搬走然后滚出海珠区。后袁奉初联系到我,说我可以去番禺区他那里住一段时间。

总体上来说,2012年广州民间虽有打压,但没有大的损失,相反,大家信心满满,准备在来年做更多的事。

13年元旦,南方周末的编辑们网上抗议广东宣传部长删改了他们的新年贺词,抗议的声音引起国内媒体人的同声附和,到了34日间,已经零星有人去了南方日报的办公院落外举着牌子抗议。5日晚间,我跟郭老师、袁小华、袁奉初他们聚餐,谈论到了当时南周的事情。

7日上午,实然有上千人(我不清楚谁发起策划的)到了南周大院外抗议新闻管制,以及要求民主。民主人士、维权人士、NGO工作者、市民、女权倡导人士、大学生……还有从杭州、武汉、长沙等外地城市过来的朋友,大家在那一天站到了同一个地方。我们太需要借一个导火索去公开表达政治诉求了。

南周事件之后很多人受到鼓舞,不止在广州,那段时间有多个城市的同道中人来广州交流取经。

刘远东准备发起一个抗争性团体,他在2月份给博迅投书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他的理念。几天后他和一班兄弟在广州街头拉横幅抗议中共外交盟友朝鲜的核试验,当时数人被抓,数周之后陆续释放,但刘远东一直被关押着,直到现在,两年过去了,他还在看守所,没有宣判。
袁小华、黄文勋、袁奉初、孙德胜开始巡回推动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的签署,后来一齐在湖北被抓。律师会见后,说他们遭受到了包括电击在内的惨无人道的酷刑。

南周事件之后又被驱赶了两次,居无定所间,袁新亭找朋友帮我租房子。后来有次他女朋友来北京出差,跟一位朋友去接站,她说起跟袁新亭的交往,袁新亭告诉他身高168,她觉得人很诚实,一般人可能会说170,这一点最打动她。

唐律师,快出来吧,我从你那儿借了一本圣经还没还呢;

13年上半年的大规模抓捕之后,出于恐惧,我基本上没有再参与街头活动。5月底去外地出差,8月份结束后发现广州认识的人中大部分进去了,遂索性离开广州。

想念广州狱中师友:郭飞雄、刘远东、袁小华、袁奉初、孙德胜、黄文勋、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张圣雨!

求主保守眷顾他们,早得平安,早得自由!

黄宾 2015-4-21

2015年4月10日星期五

在推特讨论废娼主义与宗教信仰


按:昨日在推特上与杜延林老师、沈良庆老师讨论讨论性交易合法非法问题,现按时间线把大家的观点编排如下。

黄:几年前我与网络上很多人一样认为,性交易是应该合法化非罪化的,后来观念转变有两个原因,一是逐渐确信基督教,那是不道德的有“罪”的,二是有一次偶然接触过一位女性访民,了解到黑帮普遍的对女性性工作者的控制和刑罚。(色情行业从业女性人权受到极大侵害)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应该也是废娼主义者。

把性工作者从卖淫网络中解救出来就是在保护人权。性工作者大多隶属于某一团伙,真正出来单干的很少,为防止出走,此类团伙大多又会进行人身伤害、非法拘禁。法条判定该行业为非法,通过警示并严格执行可有效减少类似的伤害。

杜:用基督教信仰来谈论政治和人权,是没有搞清楚宗教和世俗的界限,其实,近代人权理念也是在摆脱宗教对世俗的干涉逐渐建立起来的,不管近来关于基督教有什么新奇的观念(比如民主化必须先基督教化云云),近代政治哲学(自由民主理念)是世俗化和反教权的成果,这是不争的史实。

自由民主人士可以信教,但信教以后拿基督教的理念和语言讨论自由民主,是个误区。美国的开国先贤大多是基督徒,但他们谈具体政治问题时从不拿信仰说事,除了谈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时借用一下上帝的名义外。

人们可以持有不同的信仰或生活理念,但同时都信仰自由民主,这就是罗尔斯讲的“交叠共识”,但这也暗含不能把生活信念之善和政治权利混为一谈,比如用基督教的所谓对错来界定人权,这就是僭越。

沈:杜兄说的在理。另,不管性交易是否应该合法化,都应该认识到黑社会甚至警匪勾结操纵卖淫、赌博、毒品等非法生意,恰恰在于其非法性。合法的、在公开市场上竞争的生意反而不大容易被黑帮操纵。

杜:恰恰是性交易的非法地位,才是性交易黑社会化的前提,因为性交易的主体无法通过法律得到保护。另一方面,政治权利和道德认同的边界不清,使得性交易者甚至无法得到应有的同情,更遑论法律保护?信仰、道德和政治,必须有明确的界限。

黄: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我们无意对性工作者进行道德评判,弱势群体理应得到同情与帮助-帮助她们脱离该行业。

禁之不决并非合法化的理由,大部分被禁止的行为都不能禁绝。许多合法化的国家,该行业伴生的犯罪行为依旧存在。

杜:我的重点是,你的转变来源于你的基督教信仰,也就是因为这一信仰,改变了你对于性交易是否该合法化的看法,这一现象,是否值得你自己深思?个人信仰是个人的问题,公共政策是涉及别人权利的事,两者是否要划界?问题不是能否禁,而是该不该禁,谁来决定等。

黄:大概可以算个人思维领域内的迷途知返吧。这种认识的转变跟宗教没有绝对的关系。从保护人权出发,联合国在1949年的《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盈利使人卖淫公约》也意图取缔有组织化卖淫。

杜:你说的对,组织化卖淫和卖淫必须严格区别。我只是从你的发言中得到一种启发,好多人皈依某种信仰后政治观念会有极大改变,这可能不是正常现象。或者是误解了信仰,或者是误解了政治。

黄:抛开信仰不谈,根本的问题在于,性交易是对人的人格尊严与价值的侮蔑,有些东西不能以商业价值去衡量,那等同于人体器官买卖。人体器官可以自愿捐献,但买卖就属非法,性也应是如此。

杜:认为性交易是对人格和尊严的侮辱,是基于对某些种类的性行为是耻辱的宗教或文化负面评价,一个彻底的性自由主义者不会认可这样的评价。为什么不能交易呢?出卖器官是对身体的残害,当然,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可能觉得出卖性器官的使用权也是对自己的残害,但性自由主义者不这么想,她可能认为性本身就是快乐的,支配自己的身体获得快乐和金钱,何罪之有?

性交易是不是对人的人格和尊严的侮辱,这个是价值观问题,要有当事人自己来决定,你把性交易比作器官买卖,是不恰当的,性是器官的使用权买卖,不是器官本身的买卖,如果从器官使用权角度,不仅不是侮辱,而且是她的权利。这就和出卖劳动力一个意思。

沈:信仰是与理性无涉的绝对价值,一旦虔信某种代表绝对价值的宇宙真理,人就变得没有道理可讲,他的神就是也应该是你的神,你要拒绝拯救,只好下地狱了。所以类似余杰那样信仰光照者不仅要高人一等,还把民主与特定信仰混为一谈:要么改宗,要么万劫不复。以至有些人信教的动机竟然是为了民主化,这种中国特色新教恐怕是耶稣同志始料未及的。我是宁愿下地狱也不会接受这种专断意志强制的。

杜:好些基督教民主人士,鼓吹什么西方因为信基督才得自由民主,中国要民主,必须先基督教化,全然漠视西方自由史本身就是一部世俗抗争宗教束缚的斗争史。

黄宾 2015-4-11